“救活”东北要“换脑子”

摘要

如果奇迹般崛起展现的是中国的“正面”，那么东北当下的滞后与沦陷则体现着这个国家的“负面”。

十大病症缠身？

东北问题举国揪心。从1978年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占了四席，到2000年前后就被甩出这个榜单，东北如今不但早无往日的光鲜，还成了“困难户”。而自2003年“振兴东北”提出迄今已15年，东北经济非但未能扭转颓势“雄风再起”，反而每况愈下，甚至是“一落千丈”，东北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当前关于东北经济“塌陷”总体上有十大理由：

一、历史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作为重工业基地、资源重地与天下粮仓，东北“惨遭”三大“剪刀差”,即 “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利益分配倒挂长期存在所形成的工业与农业剪刀差、重工业与轻工业“剪刀差”、资源要素与工业产成品“剪刀差”。计划经济时期，生产机床、汽车、飞机、发电设备、重型冶金、矿山装备的辽宁，上缴中央税收竟然和主要生产轻工业品的上海相差不多。截至2015年，仅大庆油田便累计为国家贡献利税2.6万亿元。一言以蔽之，东北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积累最少，包袱最重。

二、产业结构极度失衡

东北经济两极化非常显著，重工业与农业（如黑龙江一产占比17.5%）占比极大，第三产业相对严重滞后，这种结构性“缺陷”一直被短缺经济所掩盖，一旦进入过剩年代，经济增长动力要从投资切换到内需，立马原形毕露，且积重难返。

三、体制问题

东北不兴，最受诟病的是体制机制。东北计划经济思维浓重，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体制机制僵化，东北人甚至被喻为“全国最贪恋体制的动物”，侧面证明权力“寻租”挤占市场经济空间，创业、创新缺乏土壤与环境，民营经济欠发达。

四、政策经济权重大

一方面东北国有经济权重大，大国企、大央企比比皆是，更容易受制于国家政策导向，另一方面东北都是大项目，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地方一般习惯于强政府、大政府模式，因此，中国模式核心：政府与市场“二人转”，在“二人转”的发源地反而未能发扬光大，变成政府“独角戏”，最终撑不下去。

五、地缘与气候限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与周边摩擦不断，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东北地区时常笼罩在“战争”阴云下，深受“经济制裁”和安全威胁之累，导致其既无法利用邻国作为广阔经济腹地，又因地缘政治敏感而难以吸引外资。

此外，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东北气候独一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全球其他国家，人口大于100万的城市，冬季气温低于或等于长春的，只有俄国流放犯人的新西伯利亚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像东北这么冷的地方放在其他国家，基本是无人区。但由于东北夏季温度又比这些地方高，高到足够养活大多数农作物，农业社会人口分布与粮食产量高度相关，以致于东北人口长期居高不下。20世纪中叶至今，东北人口始终占全国1/10，实际上是农业时代超高人口的自然延续，也导致东北看似资源充沛，实则人均资源占有量可怜，难以支撑后续发展。

六、人的问题

目前，“黑”东北人几乎成为网舆的“政治正确”，东北人被贴上“做人不踏实、做事不靠谱”的标签，但凡有点风吹草动，评论区必然被嘲讽东北人的“地图炮”攻陷。东北天寒地冻，生存环境艰苦，原本土著不多，多数是“闯关东”的北方“盲流”，土匪文化与农村文化占据主导，解放后“官场文化”盛极一时，加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文化的引入，东北文化本质上是以上几种文化的杂糅，因此，东北搞不好往往被认为是因为“这届人民不行”。

七、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

经济结构变了，需要的地理要素就变了。中国工业化高潮期，势必倚重东北的产业与资源，而进入后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东部沿海地区更具优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根据产业结构要素的自由流动，东北人口大幅减少与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吻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趋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东北人口净流出18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中高端人才，与精英一起流失还有资金，加剧了东北衰败。

八、央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东三省都是央企大省，央企数量多、领域广、块头大、投资多。可谓是无处不在，地位举足轻重，多在关键行业掌握绝对资源，有的城市就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城市，对地方经济而言，既能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同时也面临“条块分割”导致的央地争利，央地融合的交易成本巨大。

九、国企改革停滞不前

东北国企改革“起了个大早”，却陷入停滞，央企、国企厂办大集体多、企业办社会问题严重，地方无法主导央（国）企改革，却不得不承接一些改革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仅“三供一业”移交便让地方难以承受，财政负担沉重。

十、偏态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总量上，东北仍属资源大区，石油、煤炭、矿产资源等支撑了东北经济的半壁江山，然而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大庆石油产量曾连年稳定在5000万吨以上，油都是自喷，如今采一吨油多半是水，大庆每年减产150万吨，就拉低了黑龙江全省工业增加值1.5个百分点。

三大药方似是而非

针对以上“弊病”，大家纷纷开出了“药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路径依赖型。既然东北是靠国家政策倾斜发展起来的，就应延续“投资拉动”模式，失血的东北需要国家继续加大投资“满血复活”；二是缺什么补什么，第三产业不发达，那就重点补课，大力发展三产；三是自由释放活力。东北啥也不缺，就缺体制，打破体制枷锁的唯一出路，便是充分自由，全面放开，让东北自己“打出一个新世界”。

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分析，貌似都是事实，各自有理，但实为盲人摸象，局部真理沦为“合成谬误”，相应的应对之策，自然也难以破解东北困局。东北问题往往需跳出东北来看。换个角度，如果说经济奇迹般崛起展现着中国无以伦比的先进性与正面性，那么东北当下的滞后与沦陷则体现着这个国家无法抹去的“负面”与“悲壮”。

当其他省市都已走远，东三省仍然步履蹒跚地拖在后面，像个长长的“影子”，是中国“一骑绝尘”留给世人的最后“背影”。即便正面再光鲜亮丽，落寞的“背影”依然影响着国家真正的“底色”，因此，“振兴东北”已刻不容缓。

真理标准要换

协调是硬道理

解决东北问题离不开大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前者两大主题：换真理标准（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是硬道理。后者也将有两大主题：“换真理标准”（既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协调是硬道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力挽狂澜的一次会议，所以强调发展、放权，时隔40年后，经济大发展，社会问题却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整个国家不得不从放到收，全面整治官场腐败即为明证，十九届三中全会将重点放在“协调”上来。协调是硬道理，意味着东北的未来在于“改治”，不是简单的结构调整，而是关系重塑，即经济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等各种关系全方位地和谐发展。

精彩推荐

（福卡原创，欢迎转载）